高考40年，与中国经济不得不说的事
6月8日，2017年高考徐徐落幕，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举办的第40次全国高考。
作为我国遴选人才的基础制度，被称为中国“第一大考”的高考，不仅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成长，更与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过程紧密相连。
放眼过去的这些年，与高考制度一起发生巨变的，还有人口红利褪去后，我国的经济战略、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如果提起这几十年来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高考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世纪70年代，与改革开放“不谋而合”，高考制度重启。
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当年起，我国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涌进考场。
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几乎在同一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8年后，教育部出台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我国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99年，高考制度经历了又一次重要转折，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当年，我国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分别为288万人和160万人，录取率史无前例地达到了56%的水平。
高等教育开始向着“普及化”的方向迈进。此后，我国的高校扩招每年都以几十万人的速度递增。大学招生人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人，激升至去年的700万人左右，录取率最高曾在2013年达到76%。
高考大军
2009年，英国媒体曾用“中国、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为题来报道当年的高考。《纽约时报》则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参与规模的庞大以及竞争的激烈。
40年后，我们发现，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其中有相当比例已经成为现在我国各行业的中流砥柱。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有力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及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高，也使我们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中抢占了先机。”教育部2016年曾这样评价1999年的高校扩招决策。
“高考扩招之父”、经济学家 汤敏
在被称为“高考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汤敏眼中，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启动扩大内需策略，鼓励买车、买房，“当时我发现，和一些人均GDP不如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仍存明显差距。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人们越发意识到，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是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高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用高等教育人才的大量储备来替代我国逐渐弱化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才能带来新的知识红利。
在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鑫海看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开始，但势必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不能永远做“世界工厂”，而高考的重启和扩招正式与经济发展需求，尤其社会和市场对于劳动力的新需求吻合的。
“我们劳动力供求关系变了，而且是根本性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变化。这个关系变了之后必然延伸出很多可能性，其中有一条是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未来产业结构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调整，调整就需要人力资本的提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
“劳动者从劳动密集型的二产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三产、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三产，需要受教育年限两年甚至到四年、五年的情况，目前的技术水平下需要这么高的人力资本要求。”蔡昉分析。
“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普查结果来看，这10年间，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只提高了1.3年，所以教育一刻不能停，不能延误。”蔡昉表示，高校扩招的附带效应之一就是拉动了我国高中入学率的提高，两者共同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蔡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曾公开表示，中国缺少的是思想的市场、创意的市场。“创意的市场从哪儿来？不可能到立交桥下的劳务市场得来，不可能从保姆市场得来，只有在大学校园里面才可能形成思想的市场。”蔡昉表示，中国将来不仅产业结构要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需要变化，需要一批有思想、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从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也要大发展。
近两年，创新愈发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中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大量高等教育人才储备做铺垫，一切就只是空中楼阁。”王鑫海表示。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差距在扩大，而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在不断加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不可否认，因为到了高收入阶段，每往前增长一步都得靠创新，都得靠生产要素的进步，如果人力资本不足以支撑这个水平的创新，那么面临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命运就只有相对的‘退步’。”业内专家表示。
40年间，高考在争议中不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完善。
业内有观点称，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快速度引发的。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应该是平稳的，是在分析各种教育经费来源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科学规划的结果。”专家称，高等教育必需以教育质量为先导，当生均教育经费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或下降时，教育质量就可能出现问题，而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招聘现场“人满为患”
而王鑫海也表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度越来越高，高学历人才的供应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也愈发明显，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于各行业人才替代度越来越高，目前高校毕业生已经出现了约为10%左右的人才过剩，致使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局面。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预计仅比美国低4%，而早在2012年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已经接近美国。
“在革新和完善中，高考制度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变化，但同时也会变的更趋完善、更理性，高考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蓬勃旺盛着，释放着更明确的存在必要性和重要性。”专家表示。
来源：北京商报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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